作者 吕德文(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)

　　近日，山西省襄汾县大邓乡赤邓村因一则“禁披麻戴孝”的公告受到关注。一些评论直指该村的村委会“管得太宽”，且还违法。我们认为，该村移风易俗的决心和初衷都是极好的，其做法在外界看来虽有失严谨，但并无多大过错。当前，移风易俗工作难做，对基层高举道德乃至法律大棒，是不合时宜的。我们应该给基层更多的探索空间。

　　近些年来，中国农村发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农村社会有机体受到了极大冲击。从外表上看，当前的大部分农村都面临着空心化的危机，人们之间虽然维系着社会关系，却很难有长远预期。导致的结果是，过去行之有效的地方性规范，渐渐失去了作用。这其中，人情、面子等村庄竞争和整合的重要机制发生了异化。

　　比如，办酒席本是维系村庄整合的重要机制，人们通过人情往来建立紧密联系，积累社会资本。但是，当前的农村酒席越来越频繁，无事不酒、大操大办等问题层出不穷。可以这样认为，在不少地区，农村酒席已经成为当前最重要的农民负担，广大群众对整治农村酒席是大家十分欢迎的，意愿是非常强烈的。

　　一些农村酒席不仅没有成为社会团结的因素，反而加剧了村庄社会分裂。笔者在北方农村调研，曾多次亲眼看到当地农民在办满月酒、丧事酒时请当地演出剧团，表演尺度极大的“脱衣舞”、“钢管舞”，村里男女老少竟然都在一起看得津津有味。笔者出于好奇，拿出手机拍照，立马就遭到“管事”人的警告。其竟然自我宣称，“本村是文明村”。如此有伤风化的陋习，却以“文明”自居，如何不管？

　　关键的问题在于，这种传统上属于风俗习惯的事务，本应通过社会内在机制来协调，比如，通过当地的权威人士引导新风尚，或是人们通过约定俗成的规范来平衡。但是，当前农村社会的自主调节机制不发挥作用，或已经来不及发挥作用了。就如上文提及的“管事人”，其实就是村庄精英。在传统的自主调节机制失灵的时候，通过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的方法来治理这些问题，就成了基层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　　从公告上看，赤邓村移风易俗的做法是在村民自治范畴之内进行的。或许其公告内容与相关法律精神并不完全相符，但这些规定既然是村两委、党员和村民大会协商通过的，可以说已经获得了当地绝大多数群众的支持。事实上，根据我们的调研，绝大多数群众的确打心眼里欢迎祛除陋习，树立新风尚。

　　笔者在某地调研，当地农民听说临乡正在治理酒席泛滥，而本地政府却迟迟未动。有的群众竟然演绎出一个谣言出来，说乡党委书记有一个酒席要立即办，要他办完了才开始整治酒席。简单说来，当前农村的移风易俗，主要的问题不在于方法正不正确，而在于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能不能担当作为。客观而言，移风易俗是一个“吃力不讨好”的活，但在大部分群众都有要求的情况下，基层组织不该做“群众的尾巴”。

　　在我们看来，赤邓村的做法属于社会有机体自我调节的表现。毕竟，当前的村庄早就不是那种隔绝于城市，远离社会的世外桃源，也不存在所谓的“长老统治”。村两委和党员干部就是村庄社会的骨干，他们本应负起教化职责。况且，从该村的做法看，“不予办理”贫困生、转学、上户等手续只是其中的措施之一，其工作方法还包括道德银行等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用法律的视角去看这一问题有苛责之嫌，且不接地气。

　　我们希望，在这个巨变的时代，给基层治理更多的探索空间。尤其是对于那些百姓有诉求，基层组织敢作为，干部敢担当的事情，更要抱以同情的理解。如此，基层的许多难题才有解决的可能。